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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预算制定到审计的一系列程序得以标准化、制度化

对于受保护权来说，立法却是必不可少的首要步骤。或许由于理论起步较晚，也可能由于实践刺激不足，该理论十余年来鲜受挑战和质疑。

第一，缺乏宪法文本基础。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尽管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对限定三角关系中的私人关系形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由于其对基本权利私人间的适用限定了国家行为因素的严苛条件，并不一定有利于对私人的保护。从推定的主观权利到确定的主观权利，从最佳化命令到受保护权，在理论上并非能够自明，而是有待进一步论证。是否形成主观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还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判断。

以上分析尚属基于对我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而作出的理论推断。我们可以说基本权利源于自然权利，但绝不可将基本权利和自然权利等同。宪法是承认规则，而部门法则由一阶规则和二阶规则中的变更规则、裁判规则组成。

对于宪法是二阶规则中的哪一种，陈文并未说明。政治哲学的分析可以抽象地证明宪法是什么，例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或多或少提及宪法及其性质问题。然而，反复品读陈文却发现，其在概念界定、理论预设、论证逻辑等方面疑义甚多，亟待澄明。但是，理论批判功能并不能取代法教义学的分析结论，也并不当然实现对法教义学结论的否定。

最后，私法部门只是部分的宪法具体化。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就是指宪法文本或者宪法典，宪法作为部门法之说是不宜提倡的。

其推理过程看上去密不透风，在实质上却是基于一种错误的逻辑。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宪法界定为政体就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层含义。[32]对于涉及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主体关系，单纯由私法调整难免会以形式上的平等、自由遮蔽私主体之间实力上的巨大悬殊，导致出现实质不平等、不自由的后果，此时便需要包括宪法在内的公法介入。很显然，张翔提出的在宪法框架秩序内划定边界和赋予形成自由，更被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代表着宪法学界的普遍共识。

法理学分析不能代替法教义学分析，更不能彻底否定法教义学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宪法作为最高法的抽象性，通过部门法实施宪法就成为宪法和实践对接的重要步骤。相应地，各部门法学也会沦为宪法学的附庸。宪法中的某些规范，特别是自由权规范，并不必然需要具体化。

凡是涉及公共性的立法，立法机关便具有在宪法确立的公共秩序框架内具体化宪法的义务。[6]这似乎是针对张翔提出的在宪法和形式法律的关系意义上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回应。

所谓补强论证，意指通过法理学分析，对法教义学的结论提供理论基础，使其结论更具理论上的正当性，更加充分有力。[7]可是，这种回应并不成功。

宪法和实践直接结合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讨论，需要在此前提下展开。在谈及裁判规则和承认规则的关系时，哈特说：的确，有裁判规则的体系必然也有某种初步的和不完全的承认规则。就宪法的组织规范而言，其他公法应当将宪法中的职权规定加以具体化，形成完整的权力体系架构。[32]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18]参见李海平：《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相互交叉重叠的关系决定了对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探究需从形式意义上的宪法进行。[21]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4-325.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8页。

[18]陈文从宪法具体化的可能性推出部门法只是可省略的中间环节的必然性，逻辑上存在问题。[23]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4-325. [24]前引注[1]，陈景辉文。

宪法具体化体现了部门法在内容上要贯彻宪法的要求，合宪性审查体现部门法在效力上向上通过宪法的检验的要求。组织法部门或者部门法中的组织规范，是宪法的具体化，应该不会有太大疑义。

宪法是最高法，等于说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13]陈文将宪法学界关于部门法是宪法实施法和宪法具体化的言说，一厢情愿地与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细则等同，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学术批评树立了一个稻草人，也使陈景辉对宪法帝国主义和宪法作为法学总论的担心因缺乏事实基础而显得有些多虑。作者简介：李海平，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实体内容中，无效和不得适用具有并列关系的因素。

就此而言，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仍然是宪法价值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政治哲学上的宪法性质，对于实在法层面的宪法和部门法关系并不能提供直接有效的信息。

（二）概念命题推理中的两个缺陷 陈文试图借助哈特的理论为其彻底否定宪法具体化提供支持。其次，公法部门是宪法的具体化可成立。

宪法代表二阶价值共识，部门法代表一阶价值共识。其中，组织法部门和行政法部门是最典型的公法部门，其对宪法的具体化体现得尤为显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规范均需要具体化，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规范未经具体化便不能实施和适用。其背后的逻辑是：（1）法律总则是法律内容的一般化处理。对于实在法问题的讨论，由实在法转向法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根本上不是因为实在法问题与实在法命题无关，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实在法解决方案，或者给出更充分的理由。内容是效力的具体素材和载体，而效力则是内容的源头和根据。

这种价值设定与现代宪法普遍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价值，甚至将其作为最高价值格格不入。陈文将宪法是最高法和最稳固的法两个子命题，分别和宪法中的国家权力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对应是否成立颇值疑问。

这场对话式讲座使宪法具体化肯定论和否定论的观点得到更加充分呈现，但并未能消弭两种不同理论的根本分歧，多元深入的讨论反而使两种不同观点的差异显得更加鲜明。在关于哈特理论的分析中，陈文主要借助一阶规则和二阶规则划分这个理论工具，部门法被作为一阶规则，宪法作为二阶规则，由此推导出概念命题只支持合宪性审查、不支持宪法具体化的结论。

在确定了宪法是授权规范后，陈文进而指出：作为一阶规则的部门法，拥有了二阶规则授权范围内的决定权。承认规则，是确定何为有效的规则的终极性判准。